本网讯 10月23日下午，我校人力资源部（教师发展中心）主办、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云山卓越讲坛”第六讲成功举行。本次讲坛由徐杰教授主讲，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张庆文教授主持。讲坛开始前，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董俊武教授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赵晨教授分别致欢迎词。
徐杰教授在论坛上发表见解
徐杰教授，现任澳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该院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系特聘教授，长江学者。《澳门语言学刊》主编，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英文期刊联席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句法学、语义学、汉英比较、语言习得、语言教育、语言特区和语言规划。已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出版专著多部，编著学术论集和教科书多种。徐杰教授就语言学研究范式演变过程中的问题重置与更新换代发表了深刻的见解。
以下是对徐杰教授的采访实录：
张庆文：现在很多句法学的硕士生、博士生在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经常以“XX句式的句法生成“、”XX结构的句法演变“为题，那么您觉得这种只是局限在特别细节的技术操作上的研究有没有价值？这种研究您是怎么看的？
徐杰：“做学问者，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这其中的“道”指的是宏观理论建构，“术”指的是技术细节。小问题，做大学问。一篇文章要研究具体问题，而在研究具体问题以后，如果有足够的高度，就能提升讨论的层次。在对一个结构或一个句式的生成机制分析以后还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结构对理论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道”的话，就不知道牵动了理论体系的哪些方面，所以说“道”非常重要。这个现象如何能与理论对接，是不是在其他语言里能找到与之可比的一些现象，都需要“道”来引导。汉语的研究就是要了解语言事实的本身，不一定要朝理论走，但汉语的语言学研究就必须要朝语言理论走。好的语言学选题，既要“顶天”又要“立地”。它不仅要能自然地覆盖一群语言事实，还要直接关联一个或多个语言学理论。
张庆文：作为我们做句法的这些学者来说，大家都有一个困惑。其实研究句法的学者实际上大概分成两派：一派是技术派，从技术上的操作入手；另一派从基本的语言事实入手，把语言学当一个工具。那么您觉得就这两种做法之间有没有优劣之分？
徐杰：这两派应该是没有优劣，只是取向的不同。但是从基本的语言事实入手，把语言学当一个工具的难度高一些，因为这一派要求在宏观上的把握。这两派分工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有各自的理论价值和语言事实的贡献。但是做纯技术分析的，最好能加强自己的“道”，这样技术描写能够走得更高更远。
张庆文教授主持论坛
张庆文：对于不同的语言学流派我们应该怎么看？
徐杰：语言学理论很多，语言学流派很乱。我提供一个线索，语言学流派其实分为三类：传统语言学、现代语言学和当代语言学。传统语言学的特点是工具性或依附性，中国的语言学基本上就是为文学服务。现代语言学的特点是描写性，研究语言的规律。当代语言学的突出特点是解释性，追求对语言结构的解释。根据解释的角度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派别：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结果投射在语言上从而形成语言的结构；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用来交际的，是一个交际过程，使用的交际策略决定了语言的结构；生物语言学就是从内部找原因，解释语言的结构。
徐杰：说到学术差异，今天我们专门谈谈两个在我看来极端重要，但是常常被人忽略，或者几乎没有人提及的重要概念。那就是语言学理论研究中的更新换代和问题重置。更新换代是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更新和发展；而问题重置则是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更新改变、重新设置。生成语法有过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掀桌式的全局性的改变，可学性问题推动生成语言学的诞生，这次革命革的是别人的命；第二次革命仍然是可学性问题主导，是从规则到原则的全局性巨变，是生成语法的首次自我革命；第三次革命是生成语法的再次自我革命，形成伽利略式极端完美主义生物学模板下的生物语言学，也就是所谓的最简方案。这三次革命都包含了技术的更新换代，但第一次革命和第三次革命同时还对研究问题进行了重置，分别提出了可学性问题和完美性问题。乔姆斯基的初次革命和首次自我革命均为可学性问题所驱动。乔姆斯基的初次革命引进了转换功能，以被动式为例，带有转换生成功能的语法分析通过增加规则的一个类型，即转换规则，从而可以从短语结构规则中删除专门给被动式设立所有语法规则，让那些规则从相应的主动式外加一条被动化转换操作推导出来。这样做不仅简化了语法分析，而且自然地刻画了“主动－被动”之间的句际关系，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乔姆斯基的首次自我革命同样也受到了可学性问题的驱动，提出了用跨越具体语言，超越具体句法结构的语法原则P去推导所有的语法规则。在可学性问题的驱动下，乔姆斯基的初次革命和首次自我革命使得语法系统简单，符合儿童习得母语又快又好的事实。这两次革命是典型的更新换代。我认为描写语法研究跟与生成语法研究二者的关系是交叉的，有重合的部分，重合的部分就是发现事实。
石定栩：描写语法研究和生成语法研究的研究问题类似，但是研究的方法和出发点不同。在原来描写语法的框架下，很难发现新的东西，比如有人说副词是收容队，肯定收入了很多不属于它的东西，把这部分东西找出来，这就是受到了生成语法的启发，但是从实际运作过程中，我并不反对描写，必须要把汉语的事实描写清楚，完全弄明白，然后才能总结出来规律，才能够提升到一个高度。我认为描写语法研究和生成语法研究不矛盾。
张庆文：请问最简方案与管辖约束理论属于什么关系？管辖约束理论和最简方案是否能同时存在？
徐杰：我认为管辖约束理论和最简方案是可以同时存在的。J. Jenkins (2000)曾简明扼要地把整个生成语言学理论迄今为止所涉及的问题归纳为下列五项：（1）语言知识包括哪些内容？（2）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3）语言知识是如何运用的？（4）与语言知识相关的大脑机制是怎么样的？（5）人类的语言知识是如何进化的？最简方案以前的生成语法研究，当然包括乔姆斯基本人，长期聚焦于前三个问题，后两个问题基本上没有进入研究视野。最简方案就是要把后两个问题也纳入研究范围，甚至将第四个问题置于中心地位。乔姆斯基本人也曾表示，由于管约论的成功，人们对语言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已经具备条件研究更为深刻的新问题了，也就是上述第四和第五个问题。在此意义下，我们说最简方案已经不仅仅是同一理念下的又一实验方案，而是重新设定了核心问题，改变了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与此同时，当然乔姆斯基等人并没有放弃前三个问题，只是他个人兴趣转向了第四个问题。战略目标确定后，他们选定的第一个重要的战术突破口就是所谓的语言“完美性”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复杂而崭新的问题。所谓的语言“完美性”问题其实根源于乔姆斯基等人所痴迷的一个伽利略式信条：大自然是完美的。乔姆斯基等人坚持认为语言本质上是完美的，人们看到的不完美之处都只能是表面现象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和扭曲的结果，说明人们对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系统跟人类其他认知系统的互动尚缺乏深刻的理解。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透过语言表面上的不完美性，剥离其他因素，揭示其固有的完美性。简而言之，管辖约束理论是求简，最简方案是求美，二者的区别在于对研究问题的重新设置，因此我认为管辖约束理论和最简方案是可以并存的。
初稿：程航
编辑：姜黎
复审：张庆文
终审：石定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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