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2024年3月22日下午，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力资源部（教师发展中心）主办、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和桂诗春语言高等研究院承办的著名教授论坛第638讲在白云山校区第八教学楼306室顺利举行。本讲座由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Philippe Humblé教授主讲，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海教授主持，田兵教授、袁传有教授、马志刚教授、李茜副教授、黄芳副教授等参加了讲座。讲座主题为“The History of Lexicography: East and West Compared”（辞书史：中西方对比分析）。
讲座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Philippe Humblé教授通过与听众互动方式及名人名言引入，简要概括本次讲座的主题。第二至第四部分分别介绍了西方、中国以及双语辞书的发展历程。第五部分着重探讨了单语词典的社会功能属性。
Philippe Humblé教授讲座中
在第一部分，Humblé教授引用英国著名作家Rudyard Kipling的观点引入自己的立场：中国和西方辞书不存在固有的差异，而且是根本一致的。同时，他指出，词典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产生并使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辞书的内容和用途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词典可被视为“语境中的文本”。之后，Humblé教授提出了三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即“词典有用吗？”“词典有哪些种类？”“编纂词典的目的是什么？”，并用单语词典中“cat（猫）”和“house（房子）”这两个词条为例，使听众更清晰地理解以上问题。
在第二部分，Humblé教授将西方辞书史分为四个阶段。在埃勃拉（Ebla）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辞书编纂的目的是记录历史，保持民族和语言的连续性；中世纪时期，由于理解宗教书籍的需要，以及拉丁语为当时通用语，拉丁语词典变得最为盛行；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西班牙、英国等国家的兴起，双语词典流行起来，大多是将地方语言和拉丁语进行互译；17至18世纪，各个国家重视起词典的规范功能，强调本国语言的正确使用方式。最后，Humblé教授对塞缪尔·约翰逊和诺亚·韦伯斯特以及他们所编纂的词典进行了简明的介绍。
Philippe Humblé教授与听众互动
在第三部分，Humblé教授将中国辞书历史发展分为两个时期重点介绍：鸦片战争前和20世纪后。Humblé教授对中国各个封建时期的辞书发展娓娓道来，更是对其中八个朝代的辞书特点和代表作品如数家珍；随后，他指出20世纪后的词典编纂重点在于汉字的简化，拼音的标注，以及对语法和用法的重视等，特别指出1983年至1992年是中国词典编纂的繁盛时期，并和参会者探讨了其中原因。此外，Humblé教授还和听众一道探讨了语言和方言的联系与区别，并且梳理了中国15世纪以来的外文翻译机构的历史。
在第四部分，Humblé教授指出了中国历史上与双语词典编纂息息相关的三个因素——佛教的发展、外交和外国传教士。传教士在中西方双语词典发展中贡献巨大，这些传教士编写了数不胜数的汉外双语词典。Humblé教授从利玛窦传教士开始，给听众介绍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传教士。结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出版的词典作品，他认为Robert Morrison（马礼逊）、Walter Henry Medhurst（麦都思）和Samuel Wells Williams（卫三畏）等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词典编纂人物。近代中国的曲折历程也告诉人们语言虽在语言学上是平等的，但是在社会地位上是不平等的。
在第五部分，Humblé教授以巴西独立过程中辞书编纂为例，说明了辞书的五大功能，即规范语言、维护语言权威、社会圈层、教育与文化融入、抵制与协商功能。接着他阐释了语言政策与辞书编纂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是有归属性的，进一步说明辞书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Philippe Humblé教授讲座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不仅信息量大，展现出讲者的渊博知识，而且将听众引入更深层次地思考辞书背后的社会属性问题。徐海教授对整场讲座进行了精彩点评。至此，本期著名教授论坛圆满结束。
徐海教授主持与点评讲座
人力资源部（教师发展中心）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桂诗春语言高等研究院
初稿：韩文博、张苑文
复审：徐海
终审：赵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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